辉煌配资翟东升: 能否终结数百年产业转移史, 这是人工智能的一场“大考”

编者按：回望过去六百年的制造业中心转移历史辉煌配资，由要素价格上升导致的产业转移是每一个制造立国的国家绕不开的梦魇。但是随着工业用人工智能从当初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正在走深向实、稳步推进，人工智能似乎正在为我国践行“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这一论断提供新的解决手段。

4月，工业和信息化部直属单位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赛迪研究院）发布了《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范式变革与发展路径》报告。报告提出推进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是加快建设制造强国、构筑产业竞争新优势的关键技术路径。

在人民大学和赛迪集团联合举办的“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国际治理经验与产业安全”会议上，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区域国别研究院院长翟东升教授进一步提出了人工智能终结制造业转移趋势并推动产业升级的设想，并对人工智能在治理领域的颠覆性潜力提出了一系列设想。本文根据现场发言整理，经翟东升教授审定。

[文/翟东升，整理/唐晓甫]

“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这个话题，让我联想到了全球产业转移。众所周知，狭义上的“全球产业转移”是指二战以来的产业转移现象，但广义上来看，全球生产与贸易中心的转移在工业化进程中一直存在，而且这种产业转移与海权变动密切相关。

从这个角度来看，二战后的“全球产业转移”是过去六百年全球生产中心转移历程的一部分。历史上，东亚本来就是全球产业的核心，宋元时期尤为突出，明代也是如此，清代稍微弱一些。而东亚成为全球产业的核心原因在于这里的人勤奋努力，擅长生产丝绸、瓷器等稀缺产品。

但是明代放弃了大规模远洋航海政策，改变了历史的进程。“天予不取，反受其咎”，正是在同一时期，正是在同一时期，欧洲凭借海权地位崛起。

各国早期的航海都是所谓的小航海，比如中国的商人和舰队的活动范围主要局限于太平洋、南海和印度洋。欧洲人最早开发的是地中海航线，诞生了诸如热那亚、威尼斯等地中海海上强权。

随后欧洲开启了大航海时代，海权中心逐步转移到葡萄牙和伊比利亚半岛，并在那里建成了新的全球贸易生产中心。荷兰人随后抢走了他们的江山，然后英国人登场。大约到了19世纪末，全球的生产贸易中心转移到了美国的东海岸。再过了几十年，等到二战前夕，全球生产贸易中心又转移到了西海岸。

二战后，全球生产贸易中心开始向日本转移。但以当时日本的体量，他们已经无法完全容纳这个中心了，这个中心很快就扩散到了曾经的殖民地，也就是亚洲四小龙。但1992年之后，在邓小平同志的带领下，中国把这个积累了五六百年、基于海权的生产中心吸引到了中国的长三角和珠三角。

制造业中心的转移历史就是中国主动放弃海权，欧洲文明则抓住了海权时代的机遇，建设了自己的生产贸易中心，并在内部实现这一中心在不同国家之间的转移。二战后将这个中心转移到了东亚，最后落户中国东南。

工业革命以来的产业转移

近几十年来，日本提出“雁行模式”，我国台湾企业家提出“微笑曲线”理论，都是从不同角度解释产业转移过程。但整体而言辉煌配资，大家都认可一个假设，那就是当本地要素价格大幅上升时，产业生产中心便会随之迁移。

于是，我就想提出一个问题：随着人工智能的日益成熟和发展，中国能否真正终结这一产业转移的过程？自古以来，实现产业自动化一直是人类的梦想——人性本就渴望更多享受、减少劳动，而对“懒”的追求正是推动技术进步的源动力之一。

如今，在江浙地区以及深圳、东莞等地，已经出现“黑灯工厂”——工厂可以二十四小时连续生产，仅需少数技术人员在空调房内通过监控指标即可正常运行，无需深入车间实际操作。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未来的工业生产是否还会重演“当原生产地人工成本达到目标地五至十倍时，产业便自动转移”的历史规律？

我们都知道，自2012年起，便有一部分原本在中国的制造业向越南、印度等地转移，且在上一轮贸易战之后，这一趋势还有加速之势。当然，迁出中国的主体并非中资企业，而是苹果与亚马逊等跨国产业链，以及台资、韩资和新加坡资本。所以能否凭借人工智能终结这段长达六百年的产业转移史，对我们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认为，这恰恰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复兴并不难，因为我们已经回到世界的中心；伟大复兴的难点在于“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我们历经百年才迎来复兴，现在的关键在于，这股复兴之势是昙花一现，还是能够常葆青春？

因此，作为国际关系研究者，我认为相关研究必须兼顾两大问题：一是如何击败美帝国主义对我们的围堵；二是如何对抗产业转移的“重力”，让下一代继承我们的成就，令印度等国承接我国产业转移的梦想落空。

我认为，前者相对容易——美帝国已显衰老，其“天命”已经临近终结；但后者更为艰难。争夺世界产业中心并非一个双赢，而是一场零和博弈：谁掌控了制造业的核心，谁就处在世界舞台的中心。如果我们能依靠人工智能，打破“升级制造业+转移产业以持续降低成本”的固有模式，就能终结产业转移的进程。

如何实现这一目标？答案并不简单。

一方面，现在我们必须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意味着各种要素价格上涨；另一方面，我们要推进“绿水青山”建设，强化环保要求。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亦提出，要大规模建设“投资于人”的经济——这必然需要将更多资源用于人才与技术的培养和支持，同时减少对全球消费者和资本的财政补贴，这也就意味着加税并提升公共服务成本。

在成本普遍上升之际，我们还要抗拒产业自然转移的重力作用。这正是讨论人工智能对制造业意义时，必须认真对待的重大战略问题。

第二个问题，则关系到我们的政治安全与意识形态。本来我打算邀请一位朋友做演讲——他曾任全球最强图形大模型企业Midjourney的中国区负责人，但因为他现在的公司即将上市，今日无法来到现场。

在交谈中，他给我印象最深的两句话是：“语言大模型的底层是价值观；图形人工智能的底层是审美。”简单来说，当你与大语言模型交互、并向它提问善恶时，他会告诉你什么东西是善什么东西是恶，对你的价值观产生影响。当你与图形大模型交互，输入“漂亮”这一关键词时，它会在“高鼻梁”“小眼睛”等要素间做出选择，而其输出结果会潜移默化地影响接收者的审美。因此，一旦我们掌握了全球大模型的主导权，就等于掌握了全球价值观与审美的主导权。

西方大模型将欧美日等地数据当作主要训练素材辉煌配资

但是今天，我想再补充第三句话：视频大模型的底层是叙事和话语权。借助AI，现在我们可以一键生成中东、南亚人或者其他任何人种的影像，但视频所讲述的故事套路却大同小异。昨晚，我与一位专注“文化出海”的企业家交谈，他坦言：翟老师，我现在做的，就是将中国那些诸如“千亿霸总爱上绝经的我”之类的短视频推向海外。

为此，他高薪聘请了一批美欧写手。同时他根据人工智能测试计算出的、最能吸引40至50岁中年女性的故事内核，让这些写手把这种短视频的场景从深圳改为洛杉矶、纽约或巴黎，批量生产短视频出口。当然他们也可以把中国的狐妖传说替换为吸血鬼、狼人等题材，再进行复制。这样的短视频出海模式不仅稳赚不赔，甚至可以实现“血赚”，收割大量西方“韭菜”。

这类视频正是掌握了故事传播的话语权、叙事结构与逻辑框架，实质上对目标受众进行了“催眠”——时间一长，便会上瘾且无力抗拒。而相同的逻辑可以延伸到视频大模型上。

从这一意义上讲，谁掌控了语言大模型、图形大模型与视频大模型的主导权，谁控制了相关数据、算法与算力，谁就能掌握21世纪的意识形态主导权。毕竟，所谓意识形态，即通过价值观、审美与叙事结构塑造人们的认知——一旦塑造了大众认知，你就获得了“合法性”，而所有与你不同的声音都会被贴上“非法”标签；你则成了“神”，他人沦为“鬼”。

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就可以理解特朗普最近为何不断自我打脸、不断去保TikTok的原因，因为TikTok对特朗普太重要了。特朗普在与美国政坛建制派，尤其是与民主党的“自由民主叙事”对抗时，除了MAGA派及其在新教基层组织的动员渠道外，唯有TikTok能打破民主党绝对主导的主流意识形态宣传机器——因为TikTok的算法相对独立。

因此，中美两国在大模型领域争夺全球市场，本质上是在竞争世界范围内的政治意识形态主导权。也因此，我们需要把人工智能主导权问题上升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上去讨论。

人工智能也将对国家治理产生革命性冲击，刚刚在互动中，我们提到了反腐问题。以后反腐将变得十分简单，现在买卖各种东西都可以实名制，用各种大数据就能筛选出贪污概率较高的人员。

同时，借助大数据与AI，不仅能简化反腐流程，还能推动政府治理扁平化。各级公务员可根据自身职责，通过政务大模型直接理解最高领导层发出的相关文件的意图、工作规划与指导意见，使领导意图更迅速地贯彻到基层，如此一来，自古以来皇权、相权与官僚体系的博弈或将因人工智能的落地而终结。

最后，我想说一件事。黄靖老师在发言中提到了三个人，柯蒂斯·雅文、彼得·蒂尔与埃隆·马斯克，这几位之所以敢于倡导“右翼加速主义”理论，正是由于人工智能近年来的快速进步。而由此，“右翼加速主义”已经成为特朗普第一任期和第二任期的重大区别。

特朗普第一任期的主要矛盾发生在MAGA派和潜藏在其政府内部的“深层政府”（DeepState）派系之间，所以他当时的政策经常出现左右互搏的情况。但是在第二任期，除了与建制派有所关联的内阁人士，比如国务卿外，特朗普内阁中的共和党建制派几乎已经被清除，也正因如此，现在为止公众对本届国务卿的感知度并不强。可以说，美国西海岸的“科技右翼”正在力图全面控股特朗普的第二任期。

他们为此投入巨额资金——马斯克个人即捐出3亿美元，连同西海岸科技界与币圈的捐款，才使特朗普重返白宫。入主白宫后，现在特朗普内阁的博弈变得愈发耐人寻味。

谈及美国主流意识形态，我认同黄靖老师提到的“加速主义”概念，但须明确，此处指“右翼加速主义”或“极右翼加速主义”（accelerationism）。

尼克·兰德

这个“右翼加速主义”的思想源头颇具戏剧性：来自20世纪90年代英国华威大学一位颇不顺遂、带有精神病倾向的年轻哲学教师——尼克·兰德。他凭借此观点俘获了柯蒂斯·雅文、彼得·蒂尔与埃隆·马斯克等美国西海岸科技圈、创业者和科技资本家的关注。他们在Facebook、Twitter等社交媒体用户名喜欢加一个后缀名，标注自己是“加速主义”。凡是有这个后缀的，都是“右翼加速主义”的信徒。

这群人非常疯狂，并自诩“黑暗启蒙”（DarkEnlightenment）。他们认为，过去百余年由左翼政治推动的“进步进程”非但未使人类更好，反而将我们引向灭亡、落后与愚昧，这种“左翼加速”是对群氓和愚昧的大众的迎合与讨好。

因此，他们认为“历史的真正前进方向”应当是将发展重心放在精英身上：让那些最聪明、最能干、最富冒险精神、最具统治力的精英，依托人工智能与脑机接口的赋能，成为新的“超人”。“超人”应该多生孩子，所以可以多签婚前协议，繁衍十数至二十余名后代，使其家族永续掌握资本、科技、掌握更聪明的大脑以及最关键的掌握人工智能，用以统治世界。

这正是“黑暗启蒙”——当今世界最具权势集团之一所奉行的主流意识形态。

相比之下，中国也强调需要推动科技的加速进步，但我们的“加速主义”是中左翼的“加速主义”。我们主张资本向善发展：如果资本整天想着怎么把老百姓盆盆罐罐里最后一个钢镚都夺走，那么我们必须敲打敲打资本了。我们不反资本，而是提醒资本，资本发展必须兼顾收益和伦理，兼顾政治公平和效益，而非单纯追求利润。

正因如此，有人将中国的实践称为“左翼加速主义”——“以人民为中心”，“科技向善”，“技术为民”。

我们正步入21世纪中期。回望1925-1930年代，当时世界有三大意识形态竞争：以英国为代表的已衰落的自由主义；以纳粹德国为代表的国家社会主义（极右翼法西斯主义）；以及以苏联为代表的左翼马克思列宁主义。

这三种治国模式、三大力量互相角逐的结果是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联手击败了极右翼国家社会主义，那就是1940年代发生的那场世界大战。这场大战几乎决定了从二战到现在为止的全球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