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的一天，国民党上将卫立煌在香港街头闲逛时，听见有人说：“这不是卫立煌吗？”卫立煌忙对家人说：“不要回头，一回头反而被人家认清了。”
到了香港，卫立煌借用医生亲戚“陈大明”的名字，在九龙深水埗租下一间破旧唐楼。二
楼的房间墙壁渗水，满是霉斑，窗帘常年紧闭，连一丝光都不敢透出去。卫夫人韩权华，前清翰林的孙女，如今却只能在天台晒衣时，用小镜片反光观察街面，生怕有可疑人影靠近。
家中摆着一台英国海军退役的7倍望远镜，镜片上刻着十字刻度，卫立煌每天守在窗口，盯着楼下每一个路人。家里还备了一个铜铃，只要发现不对劲，就立刻拉响，提醒全家躲藏。
那段时间，香港正值难民潮，港岛骤增50万逃亡者，湾仔酒吧、跑马地会所里混杂着特务和线人，卫立煌不敢出门，连皖北口音都不敢露。
邻居多是潮州移民，市声夹杂着粤语叫卖和留声机里的粤曲，卫夫人用炭炉煨粥，典当翡翠耳环换来的钱，勉强维持一家生计。
卫立煌失眠时，就摩挲着一块延安时期朱德送的怀表，眼神空洞地盯着天花板。他剪报贴满了6大本，每一条关于国共局势的消息，他都反反复复读，试图从中找到自己的出路。
1949年9月的一天，卫立煌正在翻看报纸，手突然一抖——香港《华侨日报》头条赫然写着：国民党将领杨杰在湾仔轩尼诗道公寓被枪杀！
凶手冒充“李宗仁信使”，一颗子弹穿透杨杰胸前的笔记本，当时他西装内还插着一支派克金笔，笔记本里夹着未完成的《西南国防计划书》手稿。
卫立煌看完，背脊发凉，手心全是冷汗。他知道，杨杰之死绝非偶然，国民党特务正在香港展开“清算行动”，下一个目标，很可能就是他。
那晚，他彻夜未眠，耳边仿佛能听到街巷里的脚步声。他开始更加小心，连买菜都不敢亲自去，家里的窗帘缝隙都被布条塞死。
香港，这座看似自由的港岛，对他来说却像一座巨大的牢笼。他开始怀疑，自己逃到这里，到底是躲过了追杀，还是把自己送进了另一个死局？
1949年10月1日深夜，深水埗的唐楼里，卫立煌小心翼翼地调着收音机的频率，电流杂音刺耳地响着，终于接到了BBC转播的信号。
毛泽东那带着湘音的声音，从收音机里传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那一刻，卫立煌愣住了，紧接着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韩权华和孩子们围坐在旁，全家噤声，只有收音机的声音在狭小的房间里回荡。
那一夜，他想起了延安时期的点点滴滴，想起了与共产党将领的交情，也想起了自己被蒋介石猜忌、排挤的岁月。他突然明白，香港不是他的归宿，真正的故乡在北方的土地上。
从那天起，他开始暗暗筹划，如何与中共取得联系，如何安全回到大陆。可他也清楚，特务的眼睛无处不在，稍有不慎，就是万劫不复。
1950年，周恩来通过中共港澳工委负责人连贯，辗转向卫立煌传达了欢迎之意。这让卫立煌心头一暖，但他仍不敢轻举妄动。
直到1955年，他终于下定决心，发表了《告台湾袍泽朋友书》，公开呼吁两岸和平，表明自己的立场。
那年3月15日，他手持澳航“里斯本号”头等舱票根，背面用铅笔写下“归乡之路”四个字，带着家人登上了回国的轮船。
站在甲板上，卫立煌看着香港的海岸线渐渐远去，风吹乱了他的头发，眼神却比任何时候都要坚定。
他知道，这条路充满未知，但比起在香港的提心吊胆，他更愿意赌一把，回到故土，用余生为国家做点什么。1955年，他终于踏上大陆的土地，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位归国的国民党高级将领。
参考信源：党史文汇1995-04-15——《卫立煌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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